前几日游本昌过世，老头人生最末几年还入了个党。他比我父亲大三岁，绝对算同龄人。这代人苦头吃足，不少最后却都入了党。父亲上世纪50年代在上海一医读书，以学生之身成为右派。毕业被发到南昌，几年后在文革中被踢到江西上高县下面的公社11年。1979年才回南昌，江浙沪人一般比较认真细心，所以他后来担任单位的办公室副主任，这个位置应该是到了群众和党员的边界了。因此大概在1980年时分，他可能动了入党的念头。
他留下的文字中我找到一份入党申请书，应该是草稿，因为是有涂抹修改的，有一些字实在难以辨认，也无法通过上下文合理推出，只好以xx代替。现在看来读来，当然不能说有趣，但是有很多可以猜想评论之处，希望没有唐突他在天之灵，如果有猜错之处，希望他能原谅我。
徐慧栋 男 出生于1936年12月16日. 籍贯上海市. 文化程度大学, 汉族
个人简历:
1941.9 ～ 1948.7 上海群化小学学习
1948.9 ～ 1949.9 上海民主中学学习（初一）
1949.9 ～ 1950.9 在家休学 中途在弘毅中学学习半年
1950.9 ～ 1952.9 上海行知艺术学校中学部学习（初中）
1952.9 ～ 1953.2 上海南洋中学学习（高一）
1953.2 ～ 1955.9 苏州伯乐中学（53.9并入第一市第一中学）学习（高一、二、三）
1955.9 ～ 1960.8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专科学习
1960.8 ～ 1968.10 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医师
1968.10 ～ 1969.10 上高县桥徐家渡公社xx大队下放干部 赤脚医生
1969.10 ～ 1979.4 上高县桥徐家渡公社卫生院 医师
1979.5 ～ 江西省卫生防疫站医师、主管医师、办公室副主任
父亲一直在上海长大，中间高中是在祖母的家乡苏州读的，那时应该是因为新的法律，1953年祖父选择和妾一起去西安生活，所以祖母带孩子们回了苏州。
我出生在一个剥削者兼自由职业者的家庭里，曾祖父是个商人，在上海经营人力车行, 杂货店, 米店等。
祖父是个独生子，靠父业谋生，但因病早故（30多岁即病故）. 父亲徐廷杨，兄弟四人排行第三。大伯徐廷玉继承我曾祖父家业，解放前在上海开戏院，解放后戏院停业病故于1956年。二伯徐廷良学校毕业后即在法商电灯公司任总会计师，解放后退休依靠退休金生活，直到1980年病故。四叔徐廷洲，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任侦缉，抗战后以经商为生，将上海沦陷区的一些物资输运到苏北新四军占领区，以获利润。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去台湾经商，1949年初因尿道结石病故台湾。故其妻（我的四婶汪诵芬及堂弟妹等究竟几人不详）至今仍在台湾。但据从日本的亲友近年来信告知四婶在台一直藉医务工作为生，且于近年因患癌症病死。
所有堂弟堂妹均已立业, 都在工程、医务界为职，没有涉入军政部门，具体情况不详，因我们间并无通信联系。
我父亲徐廷扬，1934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于1934-1935年在上海xx中学任教，1935.1-1939.9在上海波兰驻华公使馆任英文翻译，1939-1945年在上海执行律师事务，1946.2-1953.1在上海经营新复兴营造厂（后根据此定为资本家）。1953年转入西安市建筑工程局，也因此即与我们分居。父亲因在解放前即娶妾 ，去西安时妾x同往，故53年后即与我们少有来往。文革期间我母即向法院正式提出办理离婚手续。因而对于他的近况我等不尽清楚，只知近年已退休在西安，靠退休金生活，且因年迈高血压中风已半身不遂行动困难。
交代完本人生平，开始交代家世。那时的人对家庭的成分想必有规范用语，比如剥削者。他曾祖父不知祖籍哪里，看来那时涉足的行业不少，想必很忙。他祖父早亡，不知道为什么家产是长子继承，我一直以为中国的传统是平分的，长子继承这不是欧洲惯例吗？父亲是慧字辈，男性名字带木，女性名字带草字，他父亲，我祖父是廷字辈。我祖父想来英文不错，按照我父亲的描述，做的事情和行业还真的蛮多的，那时的人精力这么足的，行业涉及这么多的吗？我祖父我只四岁在上海见过一次，已经全无印象，只能靠我母亲生前的描述。1976我被送到北京被我祖母带（那时祖母早已经跟随年长的孩子从苏州去了北京居住），当年唐山地震，9月稍微正常后，祖母把我送回上海脱手。祖父不知何因从西安来上海，我得以见到祖父一次。祖父祖母在分开23年后见了一次，也应该是最后一面。听母亲说，祖母完全不和祖父说话，走路走在远远的前面，但是母亲记得祖母和她说：“绿绮，侬去叫老头子多穿件衣裳！“。我当时4岁不到，北京的一年不到的生活，已经让我一口京片子。去参加毛泽东追悼大会，大人叮嘱我千万千万不能说话不能笑，我只问：”可以咳嗽吗？"
上为祖父的一枚印章，字为徐廷扬律师
母亲蔡文华一直操劳家务，现在北京单独生活。
大姊 徐慧芬 现在河北邯郸钢铁厂职工医院工作 大姊夫 闻世厚 中共党员 现任邯郸钢铁厂运输部党委书记
弟 徐慧樑 现任北京无线电原件厂供销科副科长 弟媳 王淑英 中共党员 北京邮电局平常科
大妹 徐慧芳 河北邯郸钢铁厂二中教员 大妹夫 朱虹 邯郸钢铁厂
二妹 徐慧荣 北京丰台区云冈学校教员 二妹夫 刘冠生 七机部某研究所工程师
三妹 徐慧莲 北京通县一中教师 三妹夫 沈庭栋 北京通县水产局水产工程师
小弟 徐慧棋 北京东城区食品厂工人
妻 朱绿绮 江西省儿童医院医师
父亲兄弟姐妹共7位，分布平均，三男四女。
我自幼接受党的教育，1950年进入上海行知中学，因该学校系著名的进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创办于重庆，一直是靠拢党组织的。因而在教育方针上主张也工农相结合。学生也大多是工农子弟与社会孤儿。我党的许多遗孤均在该校学习，故对我影响较深。入校后我即加入少先队并任中队长。并参加了当时上海市郊的土改工作队，抗美援朝开始即报名参加xxx，但终因年龄太小而未获准。当时我对党的认识浅薄，仅只停留在感性上的认识。以后进了大学，由于个人思想受家庭及社会的影响，认为只要学好业务，同样可以报效祖国家，当时担任班主席，社会活动已经不少，参加了党组织，会务活动多，会影响学习。同时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提出申请不批准反而面子上过不去，所以一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申请。57年后被划为右派，这种要求就彻底地被打消了，但我对党的信念，愿意永远跟党走的决心却仍不改变。当时自己的想法是一辈子入不了党，一辈子可以做党的驯服的工具，党叫我做什么我即做什么, 从以后的事实中即可说明之一点。我认为我基本上在每一个重大关键时刻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61年困难时期，62年备战时期，66年文革期间，68年下放期间等等。
这里父亲和党组织阐述为什么一直没有入党，说自己自幼受党的教育其实不够准确，1949年时，他已经中学了。可以看出他在尽力解释，自己小时候就已经进步，家庭出身和1957年被划成右派，所以不能入党其实是很solid的原因。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的人写字既有繁体写法，比喻“于”写成“於”，“愿”的写法，“十”写成“拾”等等，但是也使用了很多中国一度出现的极简体，比如“停”，“感”，“信”，“面”这些字的写法就是极简的。所以这个文件里面其实是繁体，简体和极简体三种都有的。另外“一辈子可以做党的驯服的工具“这说法有些姿态过低了，共青团都没有入过的我没有靠近过党组织，不知道这样的表态是不是党组织喜欢。
“文革“的拾年动乱中，我是坚定不移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的. 我相信毛主席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我不相信党内会有这么多坏人, 难道我们这个新中国是毛主席领导了一批叛徒特务走资派们打下的，同时我对当时造反派夺权掌权一些做法是怀有反感与抵触的。拾年内乱中我没有参加任何造反派组织及任何造反派的错误活动，造反派多次派人来要我给他们做点事（起草xx大字报等）并“帮助”我认识形势，我均未曾屈从。相反的，因我执笔由刘堂仁同志署名写了一个x篇的“党支部不是牛鬼蛇神的大红伞“大字报及与革命造反大队头头李公民面对面激烈争吵，而激怒了他们。因而从66年8月~68年10月下放止，先后遭到了二次抄家，多次批斗和二次游街。其中一次由省站造反大队组织武斗，会后与我站“走资派”等在南昌市内游街示众。一次由省直卫生系统组织与现张会元厅长及二附院保守派头头万符x同志等100余名“牛鬼蛇神”在南昌市内大游斗示众。二年中被诬为“右派翻案”无理强制劳动二次近半年左右。xx不将我从余江医疗xxxxx劳动，直到最后因确无证据可查，宣布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对于这一切，我始终认为这只是个别人泄私愤，并不能代表党组织对我的看法。
1980年代，要靠近党，不可能不对文革描述和表态。这段文字我感觉有些冒险和难写。开头的表态就有些牵强，因为十年文革，党说实话自己的立场也是糊里糊涂。父亲说相信毛主席和文革，但是又不信党里有这么多坏人，那其实深究起来，就是不信，因为这些坏人就是毛主席打倒的，甚至接班人也是坏人。但是党组织应该不敢在这点上深究，真要深究起来，党组织自己可能也要张口结舌。
这段字迹相对潦草，可能回忆起文革加前后十多年的经历和困难遭遇，比如被批斗和游街，然后被踢到农村那么多年，心情想必不能平静。那时他下放到的上高县徐家渡公社我是去过的。那时母亲在浙江温州文成县下面的玉壶，一年可以探亲一次，带着我，从一个草根之地，经过文成，金华或者温州，到上海，到南昌，到上高，再到另外一个草根地方，单程一周绝对算短的。碰头才几天，想必就要返程，那时又不像现在这样手机点点，票都搞定，要在每个节点买去下一个节点的票，全程要走路翻山，坐滑杆，坐竹排，坐汽车，轮船，火车。母亲手拎行李，没有手牵我，只能叮嘱我拉住她的衣角。1980年初，温州已经有从台湾走私，有一次探亲，一个东芝录音机就裹在被子卷里面携带。
下放以后我勤勉为农民服务，
深得群众的好评四人帮打倒以后，当时公社党委曾希望我提出入党申请，但当时由于我的思想个还未摆脱长期以来的影响，认为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加上历史上划为右派，虽经摘帽还是个摘帽右派况且档案内连正式摘帽的证明都没有。我认为农村干部认识较为朴素，是否认为我有技术，与他们私人感情又较好，所以认为我可以入党。万一以后别人有异议，会不会又说我混入党内。我顾虑重重根本不敢提出入党的要求。同时更重要的我认为我的条件距党员标准还太远，入党会影响党的声誉。79年调回南昌以后，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通知我五七年错划右派给予改正。党又给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我又摘掉了摘帽右派的帽子。因而我认为只有更努力地工作，更认真地改造世界观为党为四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复杂，居然还有右派，摘帽右派，摘摘帽右派，套娃了这是。
廿多年来在党的教育下使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xxx是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历史证明中国革命不论在哪一个时期都不能脱离党的领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是一样，一个人xxx想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好事就必须诚恳地接受党的教育与领导。过去我个人在工作等方面存在许多毛病与不足，这是自己没有积极靠近组织的结果。如果我能坚持地靠近党组织，xx不断地从党的教育中吸取营养，那对个人的进步与工作的成就将会有更多的好处。我坚信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必然会胜利的。但共产主义的胜利必然要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才能解放全人类。因此我迫切要求组织上帮助我克服缺点创造条件xx组织。前几年有人告诉我农工民主党要发展组织而上边有可能安排一个省委或中央委员。我认为我加入组织不是为了做官，我只是为了更好地为建设国家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民主党派的奋斗目标并不能代替整个中国人民的利益。所以我根本不予考虑。我立志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条件不够，我努力创造。三年五年，十年，廿年我有决心，接受组织的考验。同时我坚决按照党章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服从党章党纲，执行党的决议，维护党的利益，缴纳党费，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我请求党组织接受我的申请，并且接受当地考验与帮助。
人被铁拳反复捶打，终会有无力感，知道有些东西不可能战胜，也不可能摆脱，就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去巴结，来获得安全。如果能加入，那则更加平安。这两段父亲继续放低姿态，用宏大但是缺乏证据的论断来颂扬，还利用了自己拒绝加入“民主党派”来表明决心坚定。
想必这份草稿最后被誊抄整洁，他用它也入了党，这份东西被放入他的档案，只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